评论丨45岁程序员在国务院网站发帖求职,为什么引发焦虑共鸣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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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轻人付出巨大的教育成本,涌向某个被认为有前景的行业,到头来却发现,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敌不过生理性因素??衰老。这自然会让人心生焦虑,长远来看,也会影响求职选择甚至产业发展。

最近,一位45岁的程序员网民在中国政府网留言,“我是一名软件开发人员,今年45岁,精通各种技术体系……而我辞职回家半年后再回来寻找工作机会的时候,却发现连个面试机会都很难得到。”

这则普通的留言,却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小的讨论。这也并非第一次,类似的留言总能引发讨论,前段时间还有48岁外企高管给市长信箱写信求助,也在网上火了一波。

平心而论,这些都是个人的求助,每个人的情况千差万别,能力如何、求职意向等等,外人都无从知晓,未必是有普适性的。但是,人们却对个体的悲欢抱有强烈的共情,甚至认为有某种“信号意义”,恐怕也是因为类似个例戳中了普遍性的职场焦虑,人们有了一种共鸣和代入感。

不妨提炼一下这则新闻的关键元素??中年、程序员、求职艰难,这和普通的下岗再就业不是同一种叙事。在社会印象里,程序员是知识密集、待遇上佳、前景风光的行业,不至于“沦落”到发帖求助。然而当令人唏嘘的一幕真的出现,这种反差也就格外引人注目。

不可否认,包括IT行业,很多职场都是“年轻崇拜”的。所谓“淘汰中年人”“35岁事业危机”云云,几乎已是尽人皆知的某种职场生态。而被焦虑裹挟的,不只是中年人,也有很多年轻人。年轻人付出了巨大的教育成本,涌向某个被认为有前景的行业,比如程序员,到头来却发现,一切的努力似乎都敌不过生理性因素??衰老。这自然会让人心生焦虑,长远来看,也会影响求职选择甚至产业发展。

有些新闻可以作为注脚,如日前有机构发布了一份《2021中国重点大学应届毕业生求职状况报告》,在受访的这些211或985高校毕业生中,有79%将“最愿意工作的企业”首选投给了国有企业。

选择国企的原因也不难理解,不过是稳定、有保障的职场预期。不必苛责大学生,稳定偏好、风险厌恶相当程度也是人的本能。但这应当引发一些思考,那些把“淘汰35岁”“超时加班工作制”当作日常的行业与职场,是否也是导致年轻人逃离的原因之一?

大厂也好、外企也罢,站在行业自身的角度看,也应当把“拒绝中年人”的问题重视起来,着力改善这种职场生态。很多新兴行业,可能一直以来只习惯吸纳年轻人,还没有就如何安顿中老年员工有比较清晰的认识。随着产业逐渐成熟、壮大,这个问题也应该提上日程。处理不好,影响的不只是中年人,同样也在挫伤年轻精英的选择意愿,毕竟人人都会变老,人人想要一个稳定可期的未来。

从人口形势看,中年求职者占比增高是未来的大概率事件。中年人也是家庭的支柱,中年人的生活状态,关系到社会稳定、国民幸福指数等等宏大议题。中年人的失业,往往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困顿,从这个角度看,中年人的职场困境不是一个小事,对相关部门来说,也应当有所认识和行动。

前不久,有网友建议放宽公务员报考35岁年龄限制,浙江省公务员局则回应,“对于2022年应届硕士、博士研究生(非在职人员),放宽到40周岁以下”。类似的举措和表态是必要的,相关部门有义务做出表率,研究更多可行性措施,维护中年人的劳动权益,带头营造一个对中年人友好的社会环境。

希望这位求助的网友,最后可以得偿所愿,找到一个心仪的工作;也希望社会可以尽快形成共识,共同破解这种职场焦虑,让人人各得其所、各尽其用,让中年职场人获得稳稳的安全感。

红星新闻特约评论员 易之

延伸阅读

程序员放弃高薪考上老家公务员1年后卖房离职回大厂

总有程序员想在赚够钱后考公上岸,现实却是,能在35岁之前把钱赚够的大厂程序员寥寥无几,大部分程序员收入不高,但仍要忍受加班、职场PUA以及年龄的焦虑,而公务员的世界也并非那么美好,报告难写、人际关系复杂,加班也是常有之事。对一些程序员来说,考公看起来是为了更好的生活,但其实只是不满足于当下。

文 |易方兴

编辑 |赵磊

运营 |??

北漂三年的程序员徐子龙,在今年做了一个决定:回家考公务员。他在正式决定考公后,在老家市区买了一套房子,首付30万,120平米,决心在考公上岸后住进去。

徐子龙对“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”抱有强烈的渴望。在北京三年,他搬了六次家。第一次是实习期,2000块钱,租了个10平米的单间,每个月实习工资刚够在北京生存;第二次是毕业后工作,住在林萃桥,房租每个月2400块,住了一年房东不续租了;第三次又换房子,住了三个月不到,房东要把房子卖掉;第四次搬到了亚运村,房租已经涨到了2700块,还是个群租房,隔壁室友每天晚上吵架,他又搬走了……搬了六次家,每次房租都会涨,房间面积却始终是10平米。

徐子龙每次跟新同事聊天,他都要问对方买房了没,买到了哪,好做参考。但最后他发现,周围像他这样的大厂底层程序员,要想只靠自己在北京首付一套房,几乎是做梦。最终,对房子的渴望超越了留在北京的决心,剩下的出路,就是考公。

也有程序员因为爱情去考公。苏雪的男朋友在BAT某厂当程序员,负责小程序开发,手机必须随时保持on call的状态,不能静音,要远离信号不好的地方。苏雪有一次想去山里露营,怕山里没信号就一直没去成。有一次两人约好看电影,刚到电影院门口就来了需求,等他处理完工作,苏雪的电影也看完了。

两个人的时间总对不上,苏雪每天都会问男朋友能不能按时下班,偶尔得到肯定的答复,男朋友却又在临近下班时收到新的需求,打乱苏雪的安排,两人不知为此吵了多少次。有一次苏雪问男朋友,“不加班行不行?”男朋友说试试,每天准点下班,结果那一周的绩效全组倒数第一,接着就是部门leader找谈话,说一些“每个人的努力公司都看在眼里”“你年纪也不小了”之类的话。

在大厂内部,程序员35岁的话题经常被聊起,许多程序员的一个基本共识是,如果到了35岁还在底层混,那就基本没戏了。而且,一个人越逼近35岁,生活的本来面貌将会看得越真切,这个时候会开始考虑家庭、子女、健康、买房、养老等一系列现实问题,这些现实带来的焦虑,如意娱乐测速址,都有可能让人对稳定的公务员心生渴望。

▲ 一位37岁的程序员在网上发帖诉苦,称因年龄被优化后只能选择考公。图 / 网络

后来,苏雪和男朋友见了一个公务员朋友,那人在一个政府部门做程序员,他们震惊了:人家不用写代码,不用996,每天上班就是把服务器打开,看看网络是否正常,如果是某个运行的软件出了问题,就给软件厂家打电话,喊厂家的人过去修。见完这个朋友,苏雪的男朋友一下就投入到考公的事业中,立志上岸。

大厂难进,公务员难考。2020年,一共有15万以上的毕业生申请了字节跳动国内3000多个岗位,平均录取比例50:1;相比之下,2021年国考报名超过200万人,竞争3万多个岗位,平均招录比59:1,相差并不远。但是,十年间互联网带来的造富热潮已经过去,相比于虚幻的财富自由,许多人开始更渴望安稳。

这是两座不同的“围城”,却有相似的故事。

钱和梦想,都落空了

李飞是为了钱,才来做程序员的。他从中部省份一所985大学的核物理专业毕业,这个专业就业太难,毕业后去核电站是一条路,要么就读研,但导师劝他,“家里没钱就别读了”,在导师的观念里,理论物理太难了,需要靠其他行业或其他人资助来维持研究,也赚不了什么钱。

但李飞的家庭条件很差,母亲下岗早,家里生活很拮据。他上小学时,有一回家里只剩一碗面条,没酱油,李飞吃了一口吐了,被母亲绑在床上一顿暴打。到了中学,同学把有些磨损的鞋丢进垃圾桶,李飞问“这鞋不是好的吗?”同学说“要不你穿吧”。这话他记到现在。

后来,一个做了IT架构师的高中同学告诉他,当程序员很赚钱,工作两年就能有四五十万的年薪,他马上报了个Java培训班,开始努力成为一名程序员。

这一年是2016年,“互联网+”成为了主导商业世界的新法则,互联网就像一个漩涡,资金和人才都在快速涌入。在O2O的浪潮之下,任何商业模式从线下转到线上都离不开程序员敲出的一行一行代码。也是在这一年,“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” 以122478元的平均工资首次超过银行业,这意味着程序员已经站到了行业收入金字塔的顶端。

“当程序员,到大厂去”成了一种潮流。上了几个月程序员培训班之后,李飞开始疯狂投简历,每天投50份,但是985的学历就像假的一样,有回应的公司不到1%,最后只能选择去成都的一家外包公司,第一个月收入还不到2000块。

相比之下,毕业于武汉大学计算机学院的周鹏,他的程序员之路更为顺利一些。从大三起,他就去北京的一家互联网大厂实习,毕业后又通过校招顺利进入这家大厂,参与一个智能硬件设备的开发,第一年年薪就有20万以上。

周鹏是那种觉得“程序员能改变世界”的人,桌上放的全是《乔布斯传》《重构》《代码大全》这类的书。他相信程序员能够给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,学了编程之后,他写了个软件,可以自动抓取网上五月天的照片,因为从高中时代起一直暗恋的女生喜欢五月天,他把程序存到一个U盘里,把这个U盘送给女生当生日礼物。

▲ 图 / 电影《社交网络》剧照

无论是李飞还是周鹏,他们都是怀着一股极大的激情进入这个行业,但很快,他们发现了一些生活的真相。

李飞觉得不对劲,他的工作是给很多手机厂商做手机系统外包,每一句每一行的代码修改,都有严格的要求,会有好几页的PPT或者Word文档进行说明,“这基本就是个Ctrl+C和Ctrl+V的工作,你要想自己写一些代码是不可能的。”当时他与同事交流,同事抱怨,“来这里一个月也写不了十几句代码”。

“这就相当于一个不断拧螺丝的体力工作。”有一天他晚上9点半准备下班,被领导叫过去问“为什么今天走的这么早”。通常的下班时间是10点半,有时甚至能到凌晨一点。下班再晚,他也逼自己每天必须自学一小时代码。但这件事也随着领导要求每天都写工作日报而变得更加艰难,“因为你忙了一天,下班一想,感觉什么有意义的事情都没干,日报怎么写呢?”

外部环境也开始挤压李飞。都说成都这个城市幸福指数很高,但那也是对有生活的人而言。那段时间他想明白一个道理,“什么是互联网大厂?就是你听到名字知道它是做什么的,能在这些大厂工作的只占很小一部分,大部分程序员都是像我这样,在一些二三线城市里的小公司,几乎没有什么未来”。

有一回他去上海逛了人民公园的相亲角,发现有个38岁的人,还在做IT,一个月挣一万多块钱,没有生活,没有爱情。他仿佛看到了十多年后的自己。而现在,就连健康也要离他而去了,他体重增加到170斤,每天的锻炼就是午饭后绕着公司大楼走两圈。同事与同事之间也不会深交,“你和同事的关系,就像你和路边摊老大爷的关系一样,见面会聊两句,转过身就忘了。你知道他们也有不满,但他们已经不反抗了”。

周鹏作为李飞口中“能进入大厂的只占程序员中很小一部分”中的一个,他满怀激情,一副随时准备面对任何困难的架势。在进入大厂后,前半年里,他是项目组里来得最早,走的最晚的一个。他买了个折叠行军床,专门用来中午在公司睡午觉,这样加起班来更加有精神。唯一的一天休息,他会从北京南边坐两个小时车到北边参加一场技术meet up。他的同事们也都类似,朋友圈里发的都是关于项目进程的反思,或者是和某个互联网大佬的合影。

结果半年之后,项目被砍了。被砍的时候毫无预兆,他代码写到一半,部门大领导叫他去谈了个话,让他去另一个项目组报道。这半年里所有的加班、写出的所有代码就这样被否定了。最让他无法接受的是大领导说话的语气,“就像是一个人去餐馆菜点多了,说这个菜我不要了”。

坐他对面工位的一个同事在这次调整中被优化,而这同事早上才刚刚帮他带了份早饭,第二天,对面的座位就空了,第三天,一个新面孔出现在那里。新面孔开始到处找人加微信,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,就跟半年前的他一样。“这就是大厂的效率,我们个体太渺小了。”那天下班,周鹏第一个离开公司,他只想回去好好睡一觉。

▲ 脉脉上的“中年程序员关爱小组”有着20.9万的关注,其中最经常讨论的问题有脱发、缺觉、颈椎受损等身体问题。图 / 脉脉截图

“最好的出路”

在互联网职业社区脉脉上,很多程序员们分享着自己的日常生活,但大部分都是苦闷和焦虑的倾诉,集中在工作压力大、没时间谈恋爱、脱发、身体变差、薪资不如应届生等方面。在一个名为“大龄程序员的新出路”的话题里,大家分享着自己的转型故事,开滴滴、送外卖、转战公务员、回家去创业,有成功的例子,更多人还是处于待业或迷茫中,来寻求建议。

对比来对比去,考公好像成了最好的出路:有程序员在家打游戏,岳父看了直皱眉,考上公务员之后,岳父亲切多了,看到都笑着问“在玩儿游戏呐,多休息休息”;有程序员相亲屡战屡败,考上公务员后开始筛选女方候选人了;有程序员介绍自己的工作,亲戚听了说“哦,搞电脑的”,考上了公务员,亲戚语气换成了羡慕,“这么好的单位啊”……

时代环境也正在改变。约十年前,干互联网是一条通往财富自由之路,在一线大厂的徐子龙就对此深信不疑。他刚入职的时候,旁边工位坐着一个比他大七八岁的员工,职级不高,技术也一般,工号在100以内。他还纳闷,“这人干活也不利索,代码还没我写得好,怎么也没见leader批评”。后来才知道,这人是公司的开山元老,手里的期权值五千多万,人家都财富自由了。他只恨自己没能早出生几年。

现在,BAT都可以称之为老厂了,已经不再年轻。互联网改变了方方面面,但留给后来者的机会越来越少,越来越多的程序员像李飞一样,做着修修补补的工作,像周鹏一样渴望用技术改变世界的程序员也越来越少了。而疫情和政策,让徐子龙见证了许多在线教育公司迅速从辉煌到没落的转变,他感慨,“身在互联网,我没有安全感”。

焦虑之下,天南地北,各种背景和境遇的程序员最后殊途同归,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。

▲ 图 / 电视剧《白色巨塔》剧照

决定考公之前,李飞先看了一遍职位表。他发现核物理这个专业不光找工作尴尬,考公务员也很尴尬,只能报考不限政治面貌、不限专业、不限基层工作经验的“三不限”岗位。他家住在重庆的县城,可以报的岗位在当地要么是地税,要么是警察。由于听说公务员的工作大多是“一眼望到头”,对比之下,他觉得当警察可能更有意思。

那一年有些仓促,真正留给他备考的时间只有半个月。他每天刷4个小时行测题,就这么复习了十多天,最后竟然考了140多分,笔试排名第一。大家考完出来彼此打听分数,一看他考这么高,抱怨“你这么高的分怎么还跟我们竞争这么偏僻的岗位”。他比第二名高了十分,接下来的面试只要不垫底,怎么也都进了。得知这个消息他也没有多高兴,“换个日子过而已”。倒是家里人高兴坏了,像是感觉儿子终于开窍了。

相比李飞的“十天复习上岸”,大多程序员的备考过程更加隐忍和漫长。程序员考公看似是个关于选择的话题,实则是关乎生存,这需要在煎熬中隐忍,就跟做某种敌后特务工作一样,不能让任何同事发现,要和996争夺时间。

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办法,同时,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。

为自己房子奋斗的徐子龙,备考之后买了个镜子。互联网公司9点上班,他6点就起了,第一件事是对着镜子读《人民日报》《新华时评》,最开始的几天坐在床上读,读着读着睡着了,后来强迫自己站着读。去公司的地铁上,就用手机看学习强国APP。

在考公最后一个月,他每天刷一套题,在工作上,基本上就放弃了这个季度的绩效。这些努力换来的是笔试第三的成绩,成功进了面试。但第一次面试时,当9个面试官像一面墙一样坐在他的面前,他还是慌了,没能翻过这堵墙,最后逆袭失败了。

苏雪的男朋友在决定考公后,苏雪第一时间到网上去给他买了全套的考公资料,程序员通常只有晚上和周末备考,所以两人周末唯一一天约会日也取消了。就连准备用来旅游的一万块钱,也报了考公复习班。

第一次去考的时候,她陪男友先考了个杭州的事业单位试水,考点在一所中学,看到2000多人争夺一个岗位,吓得差点放弃考公。现在考的次数多了,遇到什么场面都不慌了,苏雪坚信他男友未来肯定能上岸。

而周鹏则是在整个项目被砍后决定考公。他看上去没什么变化,仍然是每天来公司最早的那一个,只不过以前是来写代码,现在是躲到另一栋办公楼的某个会议室里看行测。次数多了也会被怀疑,有同事问他打卡这么早干什么去了,他就说健身去了。他还学会了掌握部门leader每天的动向,只要leader一去开会,他就溜出去刷一会手机上的行测题。这样在leader眼里,他每天都在工位上。最难的还是下班太晚,回家要顶着困意复习到12点。在公考最后一个月,报了个面试速成班,他睡觉做梦都梦见自己在模拟面试。最后他成功了。

▲ 2021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开考,竞争比达61:1。图 / 视觉中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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